[Phoenix PEN Club] Huiming: I remembered the Chinese history museum system

[Phoenix PEN Club] Huiming: I remembered the Chinese history museum system Tucson Huiming Before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hinese history books were basically written by the historians of later generations...

图桑 慧明 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的史书基本上是由后代史官编写的。古代人和现代人都知道，编史书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有才华的不愿把自己的生命搭进去，没本事的却总喜欢在故纸里咬文嚼字地折腾，好歹能挣点体面的口粮。所以这之前除了司马迁、班固等能用自己的功底和见解诠释出《史记》《汉书》外，史官也没编出几部像样的史书来。唐朝以来，当政的认定三国混乱，五胡乱华主要就是主持虽有雄才，却缺乏大略资以参考，便力主以政府之力组织整理前代史，以期从前代史中寻找精华和糟粕,规范当下国家行为思维准则。这样以国家之力，搜罗天下英才，编撰史书的官方机构史馆就逐渐定型了。中国著名的廿四史就这样一部一部地被仿效出来了。这种传统哪怕到了清帝被推翻，民国兴起之后还在延续，似乎没有官方修史机构就不能显示政权的正宗。 说中国史馆没做一点好事，也太偏颇。比如举国家之力，巨细无遗地征集资料、垄断正史（前代史）与国史（当代史）的修撰，规范统一了编纂体裁、完善了官家修史体制等等。不可否认，史馆就业者和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和责任，都想通过修史来完善天朝大国的形象、提高传统的地位、强化史学的政治化，为国家统治提供全民的思维行为准则。 史馆也确实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比方上面所说的廿四史。但修史的同时，史馆也成为因循守旧、扼杀才智，以及销毁史籍的最大场所。清史馆编撰了宏大的《四库全书》，收集了古今中国的各种经史子集，但稍微与当朝皇帝理念不符，比如有点民主意识的黄宗羲以及有点科技思想的宋应星的书都被弃之不用，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更是罄竹难书。所以说史馆既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又是中国史学的悲哀一点也不夸张。 史馆是官方的机构，自然要为官方服务。用现在的话说要一切服从中央或党国，和皇帝保持一致。唐太宗算是一代明君，可他还是担心史馆这些文人用笔造反，曲解史意，特意对负责记录当代史的馆员训话，说为了给后人留下我高大的形象，必须在皇帝起居注里删去不利于本朝形象的东西，比如宠幸宫女，乱伦父皇后妃以及滥杀无辜，乃至亲兄弟之间互相杀戮的丑事。所以可说史馆自成立后，所谓的秉笔直书只是文人的一种梦想而已。即便你在本朝写下东西，侥幸逃过审查，但难免后代史馆遵循古训，来个删改不留情。 皇帝觉得即便如此也不尽兴，还特地建立了宰相监修国史制度。就是你们史官再有名，写得东西再好，还要最后通过宰相审定通过，才能流传青史。大家知道，中国人能做到宰相的必定有过人之数，犹如现代人说得智商和情商都特别高人一等，讨好皇帝左右逢源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所以大笔一挥，砍掉直笔没商量，变着法地讨好皇帝 这样做的结果是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一种思想、一种笔法、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连现在看到的古装连续剧都变成了一个味：奸人蒙蔽皇上，皇上最后拨开雾霾，拯救黎民。你说这是宰相或史馆的功还是过呢？ 民国以后，皇朝被一股脑地推翻了，连皇帝的陵墓都被盗墓的和考古的掘了N次，但皇朝的修史习惯和传统却被保留下来了。远的不说，就说现朝的地区省市乃至中央都有类似宰相监修的机构存在就让人感慨：不是说早就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了，怎么还有封建遗老的东西呢。现在名字不同了叫宣传部，其实监管说话和写文章的功能与过去还是一样。和古代不同的是，古代监修管的是史官以古讽今，现在宣传部管的是当代人的说话罢了。 更不同的是，古代也就删除不用就算了事，现代人嘴巴说错了，不符合天朝形象和心情，不定就砍了或下大狱什么的，有关的还要承受连坐之苦。 当年一个同事是”卡斯特罗其人”一书的编辑，书中客观描述这位古巴大老的生平，相信老卡见书也会从墓中咸鱼翻身，感谢作者和编辑。但编辑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人，在该书扉页简介上加了一句话，吸引读者眼球：”卡斯特罗是共产主义阵营最后的统治者和独裁者等等—-”结果读者还没看到书，就把层层的监修眼球招来了。如果心平气和地读此话，也就是一个用词程度而已，比如将”统治””独裁”改成强有力的领导者就没事了。可监修们的神经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竟然从中嗅出了诽谤共产主义阵营伙伴的气息。 结果倒霉的是这位老编辑从此剥夺做编辑的权利，受连坐的还有出版社几百号员工，三个月不准编辑出版发行任何书籍，只能学习监修发来的洗脑文件，打发时间。你看古代监修和当代宣传部作为像也不像？ 其实，现代监管素质有时还不及古代宰相。古代宰相毕竟是靠自己的真本事一步步爬上来的，还有点文化底线。现代则不同，只要效忠，跟对人即可。国内有那种监管黄色录像和碟片的官员，是那种级别较低的监修，每天的任务就是看黄片。曾偶尔听到他们的聊天：”我这里几片有味道，明天还我。”那时就在想民众精神导向由这两人控制，真的会一五一十了。

现代民众精神导向还真被这些人掌握了。大陆中央编译局负责马列毛之类的理论整理，那副局长也可谓是当代监修国家级的地位了。一位在其中不得不卖身求存的女博士说，看起来那些监修们”开会，考察，演讲，编译，一个个光鲜闪耀，忙得骨头缝里冒油，想方设法给政策路线讲话，搞课题，找经费，争名位，把领导讲话吹捧成伟大文献，把经典文献解读成领导的成功实践”，实际上呢还”不忘忙里偷闲，用权力和影响力玩女人。” 正如网民所说，”满嘴马列满腹盗娼。所谓的殿堂，其实是虚假的伪装。其真身是权力的交换，看上去满腹的经纶，听起来满嘴的马列，剖肚之后，尽是男盗女娼。”

如此这般，不禁感慨良久，还是古代宰相监修制好点。毕竟宰相们还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理论为据的，不像当年洪秀全将基督教改头换面唬弄百姓，像编译局那伙借欧美马列说，用外国的洋理论欺骗百姓，掩盖自己的下流无耻。

所以想想，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搞文化还是不要监修之类的人和机构为好。没有还可以出司马迁、班固，有了最多出个莫言罢了。